欧阳柏是后面要写到的明（南）太仆寺少卿欧阳东凤、德庆知州欧阳东白的叔叔。他是明万历年间都察院给事中，也是收录于本书中的潜江欧阳族氏的第一人。
整治衙役
万历《义乌县志》记载：“欧阳柏，字惟承，号茂野，湖广潜江人，由进士隆庆三年（1569）任义乌”。他是明朝中期从江西安福县迁潜欧阳氏的第三代（即第二十九世）。古时候外迁入新籍者大多是两手空空，得靠勤劳白手起家。他的爷爷名叫欧阳叔谦（二十七世）是迁潜始祖，生有四子，欧阳柏的父亲名纶，号浃源。欧阳纶生六子，分别是欧阳栋、柏、析、渠、檄。欧阳柏在家排行0。其父亲欧阳纶是一位非常重兄弟情义，而敢于担当的人。据《欧阳氏宗谱》记载：其兄欧阳浃海被外族诬陷怕受牢狱之灾逃匿，他代兄入狱受酷刑而无怨无悔，并留下了“家和福自生”五字家训世代相传，乡里有“义门”之称。
欧阳柏的先辈属于勤劳而又受过一定教育的耕读世家后代。据《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所载：欧阳柏“系出文忠（欧阳修）之派，徙潜仅四世”，即他与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曾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的江西吉州永丰（今吉安市永丰县）人欧阳修是同宗同族，是迁潜的-。这个家族入籍后垦荒置田，建房做屋，安居乐业之余，也继承了先祖耕读之遗风。欧阳柏受到家族文化的熏陶，从小就潜心苦读，在明隆庆二年（1568）高中进士，为迁潜欧阳家族争光耀祖了。
欧阳柏中进士的第二年任浙江义乌知县，他上任后即深入民间调查走访。当时，老百姓给县太爷反映最多、最强烈的一是胥吏、皂捕胡作非为，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二是盗贼猖獗，老百姓没有一点安全感。古代当官，最难平衡的事之一就是对衙役的管控。以一个县为例，朝廷任命有品级的官就十来人，要保证府衙正常运转，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胥吏、衙役。胥吏一般都是自己带来的班底人员和选用地方有一定文化的人充任，而衙役的构成就比较复杂了。古时候成年男子都有服役的义务，一般每年三个月左右，如当兵称之服兵役；筑堤、挖河、修宫殿、陵墓等称之服劳役；到官府衙门当差，称之为衙役。衙役一般都没什么文化，甚至多是无赖懒散闲人。早期衙役是服役式，是临时轮换式的，也是没有报酬的。从宋朝开始，衙役慢慢则固定化、职业化了。衙役是官府衙门的勤杂人员，没有官方身份，主要负责站堂、缉捕、催差、征粮、解押等事务。以清代大兴县衙役定额为例：门子两人，皂捕（隶）十六人，马夫十二人，禁卒八人，轿扇夫七人，灯夫四人，库卒四人，仓夫四人，民壮五十人。实际上都大大超过此数。据清代四川巴县知县刘衡
记载，他上任时衙役竟有七千多人。民壮、库丁等属良民，皂、捕、禁卒等属贱民。衙役一般没有薪俸，到了清朝为“养廉”，每人每年才给六两左右银子，每天则两文左右，仅够一天饭钱。他们的薪水主要来自陋规，即办文、办事、办差、办案等以各种名义收取的车马费、鞋袜费、跑腿费、茶饭费等“正常收费”和索取的贿赂。更有甚者，衙役下乡就假借官府之名，对老百姓肆无忌惮地00。官府不给衙役薪俸，往往默许他们胡作非为的做法。这种陋规，使有的衙役一年收入上百两或几百两银子。旧时，老百姓惧怕官府，实际上最怕的就是这些衙役。
欧阳柏一上任就从管控衙役开刀，这是要相当大的气魄的。衙役都是地方土生土长之人，人际关系复杂，很多都在衙门混了多年，类似于地痞无赖，有的甚至成为地方恶势力，而知县都是外来的，人生地不熟，还必须要依赖这些衙役当差干活，稍有不慎，府衙可能会运转不灵，弄不好还会遭闷棍、甚至伤命，所以旧时，新官上任一般都不得罪衙役。欧阳柏来自乡下，知道衙役横行乡里的危害，他在家就曾受衙役欺压之苦。听了所治辖境内老百姓之言，他下定决心，治县府先治衙门。于是，他对衙役全面重新考核，对老弱病残者先清退一批；对凡老百姓举报查实者，坚决开除；对剩下衙役重新约法三章，坚决不许扰民。
因此，万历《义乌县志》记载：“甫下车，省利病：皂捕肆毒，痛惩之；缉盗锄奸，不遗余力；奸猾战栗，庶务毕张”。
善办实事
据《浙江通志》《义乌县志》记载，欧阳柏在义乌知县任上干了不少实事。
一是修缮学校。旧时，官府重视修学堂，老百姓重视修庙堂。因为朝廷十分重视教育，在县一级可以没有农商-，但每县朝廷必任一名学官——教谕，这是关系国家后继有人的大事。所以明智的县官都必须重视教育及学堂建设工作。但旧时县一级又没有用于学校建设的财政资金，学校的修建都得靠知县出面筹措资金。很多知县上任后都是在考虑如何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捞取钱财，不会顾及学校建设。欧阳柏可没顾及个人利益，最重视和关心的就是学校的维护和修缮。万历《义乌县志》载：欧阳柏“尤垂意学校，门堂庑（wǔ，廊屋）垣（矮墙），时加修饰”。也就是说欧阳柏连学校的门堂、廊屋、矮墙都去修饰，那学校肯定修缮一新。
二是重建名宦乡贤祠。明清时期，朝廷规定每个府（州）、县都必须建有乡贤祠、名宦祠。这两祠一般都与孔庙、学校建在一块。乡贤祠是供奉本地德高望重，对地方有特殊贡献，死后经民众推荐，县府认可的名人。一般都是本籍在外为官宦迹突出者。名宦祠则供奉的是外籍在当地做官，政绩特别突出，死后报经朝廷认可的-。对名宦、乡贤的态度也可以看出在任-之德行。很多-对他们搁置一边，弃之不闻不问。欧阳柏的前几任义乌知县就属此类，弄得他到任时，“乡贤、名宦二祠废弛已久”。欧阳柏看到破败不堪的两祠后，万分感叹地说：“诸君生于斯、仕于斯，固法施于民者也。人方仰高风、怀遗泽，而莫奠无所，咎将安归？”于是他“乃度地建祠”，供每年春秋两季后人来祭祀和瞻仰名宦乡贤。
三是平反冤狱。据《闻录》上的《欧阳柏义乌政迹》（以下简称《政迹》）一文记载：义乌有位名叫金效良的人，其兄被仇家杀害，金效良为兄告状到州府。知府李夙与金家早有矛盾，而仇家又行贿李夙，最后判金效良入狱。金不服判决，上诉到御史那里，御史听信了李夙一面之词，确定“狱不能反”。之后有一天，新任御史谢公巡察到义乌，欧阳柏“涕泣为效良白见冤狱”，谢公重审此案，金效良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
四是整治私募兵勇。《政迹》记载：说义乌有些豪门，为了壮大自己的家族势力，私招兵勇，有的甚至将“东南倭寇征为兵”。这些人，为争田地、争水源等，“武断乡曲”，经常组织械斗，无视地方管理。欧阳柏到任一月，得知此事后，即下令“ 子故巽耎（xùnnuò，身体坚强），冒称膂（lǚ，体力）力，习技者，有刑；私召募者，有刑；罪入窜入者，有刑”。一下将多年沉积的疑难问题解决了。知府、府丞及前任县令听闻后，对他大加赞赏，并-对他表彰。
五是据实丈田均赋。欧阳柏任知县时，上级确定重新丈量土地，以均税赋。而义乌在他的治理之下政通人和，民众安居乐业，邻里和睦，市井繁荣，税赋均能按数如期缴纳，老百姓没有因土地面积不清而抗税、欠税的情况，于是他大胆-御史周公，提请没必要劳民伤财重新丈量土地，维持现状而治。他在-中曰：“物不得其平则鸣，义乌民之平久矣，奈何导之使争？不然者众实有口，其可防乎？”御史同意了他的请示。后来派员来考核政绩，士民都一致认为他“以风示诸人”，省利病，抑豪强，惩皂捕，悯百姓，重儒学，政绩斐然。
直谏被谗
欧阳柏因在义乌知县任上政绩斐然，大约在万历元年（1573）即被召回朝廷拜都察院给事中，其官职也由正七品逐步擢升正五品了。明朝吏部对-考核后分为“卓异、优良、中平、不及”几等，只有考核业绩“卓异”者才能得到擢拔，而就是才干出众，清正廉洁，政绩卓越者也不一定能被评为“卓异”，因为一个届满考核“卓异”者名额是有限制的，一般二十个左右府、州、县才给一个名额，一个省才两三人。由此看来，欧阳柏得此重用，一定是在义乌知县任上“卓异”中的佼佼者。
他在给事中的岗位，主要从事言官工作。据明代礼部尚书李维桢（京山人）《大泌山房集？云南副使欧阳公墓志铭》（卷八十，以下简称《山房集》）中记载：欧阳柏直言从谏，“不曲学阿世，又不以搏击为名高，要归于正直忠厚”。如他进谏，要禁止“浙江私阉”；要严防漕运使中饱私囊，均斟酌国体民情，计划久远，非一时随意直言。一次他在朝堂忽然上奏福建总督治边境无力，让倭寇累累在沿海滋事扰民，乞请-之。这下可捅了马蜂窝，随后遭谗言，差点丢了官帽。这正是明万历年间皇上无能，致使朝纲混乱，党争激烈，群臣互参的一个缩影。正直忠厚且带着浓厚“潜憨直”味的欧阳柏一心忠君爱国，不谙官场这些复杂诡异的人际关系，无形中被卷入忠君进谏而遭谗的旋涡之中。
《旧闻》有一篇《欧阳柏被谗始末》（以下简称《始末》），文中记录了欧阳柏参奏要-闽藩（总督），有忤时任宰相的意图，不仅没奏准，而自己确被疏远孤立。但欧阳柏“利不能诱，威不能屈，遭谤不怒，锢之山林而不怼（duì，怨恨之意）”，继续履行其言官职责，参奏吏部侍郎等。由此欧阳柏在朝廷被排挤，遂移任云南按察副使（亦称佥都御史），民间简称“副宪”，官职从三品或四品。
《始末》记载：欧阳柏到达云南后，得知一位名叫杨惟中的低级武官，因犯事，曾被中丞（都察御史的副职）鞭打后愤走川东，并与川东的夷匪勾结，挑动夷匪反朝廷，并说欧阳柏下云南，“实欲歼尔曹”。欧阳柏授计将其擒拿，投入大狱。杨惟中的同党得知此信息后，重重贿赂御史，御史将杨释放了，且“众唯唯”，而唯独欧阳柏万分气愤地与之抗声争论。他说：“累岁之功坏于一旦，万人之命拂于一言，胡为者！”御史说：“是执政（指皇上）旨也”。他说：杨“狱甫三月，何得即闻京师，殆诈耳！”。弄得御史语塞。明朝的御史，是朝廷派出监察各地官吏的-，官职不高。但有“见官大一级”之说。欧阳柏的确威武不屈，他一个副职，面对赫赫有名的御史大人也敢抗争。同时，他还发现御史左右有几位宠吏，受御史指使，开后门注册学生，送往京城太学（即国子监）。御史对欧阳柏恨之入骨，又找不出办法整治他，于是使阴招，授意陪同进京的省巡抚，上奏-欧阳柏。就这样欧阳柏在云南副宪岗位上工作不到两年，即遭谗陷-归里。
按李维桢在《山房集》中所言：“世丧道，道丧世”，欧阳柏“仕未竟业，学未竟用”而遭谗罢归实在令人惋惜。但欧阳柏是那种“不以搏击为名高”值得敬佩的超然名仕。他回到家乡后，先是居家“以孝悌、忠信、贞节、退让训诫子弟”，并将祖上遗传下来的“家和福自生”五字家训悬挂于堂，教育后人。同时，他也十分热心于家乡公益事业。万历十一年（1583），知县王建中重修儒学后，他欣然写下了《潜江重修儒学碑记》（见《湖北文徵》第二卷）；万历二十七年（1599）知县潘之祥重建关帝庙后，他写下了《汉关夫子祠记》碑文（见《潜江文徵》第二卷）；他是潜江最早的《县志》（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编著者；也是入“乡贤祠”者之一。
怪不得在欧阳柏过世后四十年，明礼部尚书李维桢对其乃敬仰不已，在其《山房集》，专为他写的祭文其中结尾为：“余附先生骥尾垂四十年，于朝野必以先生为典型，今将安仰安仿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