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国
（1074～1138），字康侯。福建崇安人。北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丁丑科赵昌言榜进士第三人。
胡安国
入太学后，以理学家程颐之友朱长文及颖川靳裁之为师。靳裁之与他讨论经史大义，非常器重他。胡安国参加科举考试，主管廷试的考官定他为第一，宰相以他的试卷里没有诋毁元?政治的言语，降低了他的名次。哲宗又提拔为第三名。任命他为太学博士。胡安国不事权贵。政和元年（1111），胡安国任职成都府。政和二年，遭母亲丧事，迁居到江东。恰巧父亲又去世，他便对弟子说：“我过去做官是为二老双亲，如今即使有万贯俸禄我又给谁呢？”从此就称病退出仕途，在父母墓旁建造房屋，耕田种地以自给，准备终老于此。
宣和末年，别人荐举胡安国担任屯田郎，他推辞了。钦宗继位（1126），任命他为太常少卿，他又推辞了；再任命他做起居郎，他还是推辞。钦宗颁旨催促他，他到了京师，以有病为由请假。钦宗召见他，他启奏说：“贤明的君主以倡导学术为最急之事，圣人之学以端正心术为要害，心是万事之宗，正心是判断事情掌理万物的前提，希望皇帝能提拔那些精通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的人，虚心向他们咨询，尽量发掘他们过人的智能。”又说：“国家一定要有稳定不变的政策，谋议既然定下来了，君臣就一定遵守，这样，设想的事就可以做成，治理天下的功业也可以确立。如今皇帝登基临朝已经半年了，而朝廷法纪制度还处于混乱状态，社会风气日益败坏；施政方针老出现违背常理的内容；大臣相互排挤，结党营私的苗头已经出现；各种职位和事物都有人在暗中追求，各种谗言蜂起；用人失当；颁布一项政令竟数度变更，导致臣民无法信任朝廷。若不扫除这些旧习，乘势改弦易辙，恐怕大厦一旦倾斜，不可能再扶正。请皇上征求大臣的意见，让他们各陈己见。若是大臣的策略有不足，则参用台谏之臣的意见；若台谏之臣辩驳不当，则专用大臣谋划的方法。要在朝中由众臣提出自己的看法，由皇帝做最后决断，以此做为治国之策，依次施行。敢有动摇基本国策的，必受惩罚，决无赦免。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实践，新政能够推广，中兴大业必能成功。”
每有臣僚登殿，钦宗总要问是否认识胡安国。中丞许翰说：“自从蔡京当政，士大夫没有不受其笼络的，像胡安国那样超然远离，不为蔡京所拉拢的人实在是太少了。”钦宗叹息，任命胡安国为中书舍人。
胡安国说：“举国上下之势，处于平衡状态就是安定，偏重某一方就会发生危险。现在州郡的权力太少，理应有所改变。一旦匆忙把全国二十三路的广阔地域划分为四道，处理政务可以专断，财富可以专用，官吏可以自行任命，兵士可以自行赏罚，权力又太重了。万一有与中央政府抗衡之事发生，将如何解决?希望根据现在的二十三路，选择国家倚重而又有崇高声望的大臣，给予他总管的权力，专门负责军旅之事。要是有紧急情况，即各自率领所属守将响应支持，这样既有拥兵拱卫朝廷之势，又无尾大不掉之虞，可以一举两得了。”
胡安国在朝中一个月，除了几天休息，一旦入朝必定有所评论。有人说：“一些小事，姑且放过去吧。”胡安国说：“那些大事没有不是从细微之处开始的，今天认为是小事而不去说它，遇上大事又不敢讲话，就没有机会可以发言了。”
胡安国后受到排挤，被任命为右文殿修撰、通州知州。他离开朝廷才十几天，金兵迫近都城。他儿子胡寅在城里做郎官，门客为他担忧，胡安国说：“圣上在重围中，号令没有人听，臣子只恨效忠无路，那里有心思挂念儿子呢?"
绍兴元年（1131），胡安国担任中书舍人兼侍讲，皇上派遣使者催他入朝。胡安国献给高宗《时政论》，其内容包括定计、建都、设险、制国、恤民、立政、尚志、正心、养气等。其《定计》篇大意说：“陛下登基已经六年了，要是建都，则未必有一定能坚守的地点；要是征讨贼寇，则未必有不再变动的策略；要是建立政事，则未必有一定能执行不再反复的政令；要是任用官吏，则未必有一定能信任不疑的臣子。舍弃今天这个机会不再图强，后悔就来不及了。”其《建都》篇大意说：“宜定都建康（南京）以邻近关中、河内，作为复兴的基业。”其《设险》篇大意说：“要想巩固长江上游，必须保有汉水、沔水；要想巩固长江下游，必须守住淮水、泗水；要想巩固长江中游，必须以重兵镇守安陆。”其《尚志》篇大意说：“应当立下一定能恢复中原、去恭敬地祭祀先帝陵寝的志向；应当立下一定能扫除敌寇，奉迎二帝回国的志向。”其《正心》篇大意说：“当务之急是军务，希望能选拔正直的臣子，具备见多识广、为国分忧、敢于直言的品质，安排在皇帝左右，从早到晚与皇帝讨论国事，以求协助皇帝决策。”其《养气》篇大意说：“用兵之胜负，军队之强弱，将帅之勇怯，都与人君所养之气有直接关系。但愿君主多注意为善，注意更新自己的道德修养水准，使他颁布的政令能够在中国执行，让百姓信服而又能让夷狄知道，使刚正之气充满天地之间，这样君王就可以使天下安定了。”
过了几天，胡安国因为有病，请求辞官，高宗说：“听说你对《春秋》研究得很透彻，朕正要请你讲解《春秋》。”于是把《左氏春秋传》交给胡安国，让他做断句注音的工作。胡安国上奏说：“《春秋》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参考典籍，可以从中了解一些前贤的做事方法，并非那些全是空话的书能比拟的。《左传》过于繁杂琐碎，不宜在这部书里白白地耗费光阴，沉溺在它的文采之中，还不如去潜心研究圣贤经典。”高宗觉得胡安国的意见非常好。让他兼任侍读，专门负责讲解《春秋》。
正值任命前任宰相朱胜非都督江、淮、荆、浙诸省军事，胡安国上奏说：“朱胜非与黄潜善、汪伯彦同在一个政府班底里，遇事闭口不言，做事附和黄潜善、汪伯彦，导致了丧失中原，政权-，南渡长江。他贪图权位，屈从附和以取悦叛军，导致国君蒙受耻辱。如今强敌逼境，可见用人的得失关系国家的安危，我非常担忧朱胜非会耽误了国家的迎敌大计。”高宗没有同意他的请求。胡安国则说：“有官职的人，做官不称职，就应该离去。今天我作为臣子不胜其职，所以辞官。况且朱胜非是我抨击的人，如今朝廷却说他处理苗傅、刘正彦之变能理顺各种关系。建炎年间那些丧失臣子节操的人，今天都赦免不再过问，许多人又加以提拔重用，这绝对不是对国家有利的事。作为臣子我与朱胜非同列朝班，有违先贤经籍中的遗训。”于是居家不再外出为官。
绍兴五年（1135），因胡安国修纂的《春秋传》成书，朝廷任命他为提举万寿观兼侍读。胡安国还未就职，谏官陈公辅上疏攻击那些自称是继承了程颐之学的人。胡安国上奏说：“孔孟之大道失去传承已经很久了，自程颐兄弟才重新开始阐述它，然后知道可以通过学习孔孟之道达到超凡入圣的境地。今天要学者师从孔孟，却又禁止从程颐的路子去学，是要进屋子却又让不从门进。本朝自嘉?年间以来西都洛阳有邵雍、程颢与其弟程颐，关中有张载
，皆以道学闻名于世，公卿士大夫钦佩他们并尊之为师。因为王安
石、蔡京等人的曲解、排斥和压制，他们的道术没有流行。希望朝廷能让礼部-讨论他们的业绩，给他们封爵，记载在祭祀的典礼记录里，就像祭祀苟子、杨雄、韩愈一样，还要下诏馆阁搜集他们的论著，经过校正后颁行天下，使倡导邪说的人不能兴风作浪。”胡安国的奏疏上达朝廷，陈公辅等人则抨击胡安国的观点荒唐。改任胡安国永州知州，胡安国推辞未就任，后又改提举太平观，升宝文阁直学士，去世。谥号文定。
胡安国以圣人为榜样，早就立下安民济世的宏愿。目睹中原沦陷，生灵涂炭，常常感觉到切肤之痛。他虽然多次以罪错罢官，但他爱君忧国之心却更加强烈，从登第到辞世，他为官四十年，其实在朝不足六载。
谢良佐曾经对人说：“胡康侯就像严冬大雪时，百草枯死而松柏挺然独秀。”
胡安国少年时幻想靠文章成名，后学儒家大道，对文章之学不再经心。胡安国见到善事一定要去做，而且必须要做成功。他接受别人的东西，哪怕小如一个草芥，一定要合于情理。他为人恬静简单，寡于言行，公余闲暇之时，独自一人，也是手不释卷。每天早晚弟子向他问安，他必定要问他们正在干什么，有合乎他心意的他就会说：“士子应当立下要成为圣人的志向，不能居高临下就以为是在顶峰了。”看见懈怠疏慢而不愿意用心学习的，他必然皱着眉头说：“时光可惜，千万不要走上小人的归宿。”子弟要是到外面去赴宴，虽然已经夜深，他也不会去睡觉，必定等到他们回来，检查他们是否喝醉酒，并且问与他们在一起喝酒的是什么人，都议论了些什么事。胡安国在《与子书》中说：“应该把立志探索人间至道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树立的人生准则应该以忠实守信不欺为主干，自我形象应是端庄雅洁谨慎，以见操行，遇事必须机敏果断能立即分清是非。又必须明了法律条文，考求立法之本意，这样才可以在政界做事，而且不比别人差，你要努力呀!修养自身的思想品德，陶冶身心，涵养德性，其实是以在饮食、男女之事上最要紧，古往今来的那些圣贤都在这个地方暗自下工夫，岂能忽略了它?”
胡安国曾经说：“人应该是对所有世情都看淡了才好，不要有富贵相。孟子所谓：‘殿堂有两、三丈高，莱肴满桌，姬妾数百，我如果得志绝不这样干。’学者必须经常自我奋勉，就不会堕落。我最喜欢诸葛孔明，生逢汉末乱世，隐居南阳亲身从事农业生产，不求为世所知，后来虽应刘先主礼聘，分割山河，三分天下，身居将相，手握重兵，有什么东西不能得到?有什么欲望不能满足?他却对后主说：‘成都有桑树八百棵，薄田十五顷，子孙的衣食应该是绰绰有余了。臣子征战在外，没有别的生财之道，又没有在别处购置产业以增加家里的收入。一旦有身死之日，必不会使谷仓里有多余的粮食，家里有过多的钱财，以至辜负了陛下。’等到诸葛亮去世，一切果真都像他说的。这样的人，才真称得上是大丈夫!”
对待求学的士子，胡安国因其资质而加以引导，大都把确立志向放在首位，他常常背诵曾子的话：“君子爱人以德行，小人爱人以姑息。”所以对待子弟与学者都是一副严肃真挚的面孔，也未曾降低自己的志向，藏起自己要说的话，假意附和别人的言语，以换取别人高兴。
评论古人，则以诸葛武侯为第一，宋朝的人物，则以韩琦为首。他思慕他们的人格向往他们的做派，言必称之。
胡安国性格本来刚烈急燥，等到他年老时却变得中和淡泊，表情温文大方，年事已高，且多疾病，但对于礼仪仍是一丝不苟，和平常一样。家庭几世都很贫穷，身逢战乱，转徙流离，遂至一无所有。但是“贫乏”这个词，在他与亲戚朋友之间，不只是口中从来不会讲，也是手从来不写的，他从不向别人求告。他告诫子弟说：“向人诉说贫穷的人，他的意志到哪里去了?你们必须记住。”
著有文集十五卷，《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