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诚英（1902—1973年），字珮声，绩溪旺川村人。我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九三学社成员，曾为沈阳市政协委员。
曹家祖辈几代都在武汉三镇经营茶叶、字画、文房四宝生意，是当时有名的徽商大家。“贾而好儒”的徽商本色使他们非常注重家族子弟的教育，其父曹其瑞曾聘秀才设“专馆”教育子女成才。
幼年的曹诚英，天资聪慧，容貌秀美，但身体纤弱，从小便由父母指腹为婚，许配给宅坦村的胡冠英。1918年不满17岁的曹诚英与胡冠英完婚，不久，胡冠英前往杭州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继续求学。婚后的曹诚英不甘心做一名困守-的家庭女子，就给时任南开大学教授的哥哥曹诚克写信，表达了要求读书上进的心愿。1920年，曹诚英在其哥哥帮助下毅然摆脱家庭的阻挠，进入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曹诚英富有文学才华，尤其是在古典诗词方面颇有造诣。到杭州读书后，又深得著名文学家朱自清、叶圣陶的指点，文章写得朴实清新，其诗词继承了婉约派的传统，堪称字字珠玑。这一时期的曹诚英是杭州“湖畔诗社”的主要成员之一。晚年的汪静之曾说出他的心愿：“我要用湖畔诗社的名义发起为曹珮声（诚英）整修坟墓，没有她，就没有《蕙的风》”。
此时的曹诚英虽与丈夫胡冠英同在杭州求学，但感情淡薄。且婆婆嫌弃她婚后四、五年未有生育，怕胡冠英断后，正在家乡为儿子寻小妾，催促儿子回家乡再娶，这就加速了这桩本不融洽、由封建礼教造成的婚姻的解体。再加上1923年夏秋之季，胡适来到杭州养病，作为远房表妹的曹诚英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闹得蜚短流长，成为后人评说胡适的“婚外恋”的话题。倔强的曹诚英便坚定地提出与胡冠英解除婚姻关系，以兄妹相称。
1925年，冲出旧式婚姻家庭的曹诚英考入南京东南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农艺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不久，她的毕业论文译成英文，发表在美国一家农业杂志上，这便坚定了她远涉重洋，赴美留学的决心。曹诚英感到，要解决人们吃饭问题，首先要有好的品种，于是，她选定遗传育种作为自己硕士学位的攻读方向。1934年，她考入以农科著称的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攻读农作物细胞遗传学专业，成为绩溪县第一个女留学生。三年后，曹诚英带着硕士学位回国任安徽大学农学院教授。此时，抗战的烽火使她献身祖国科技与教育事业的梦想破灭，她几经周折，来到四川大学农学院任教。这期间，她痛感国民党政治腐败，意志消沉，再加上婚姻变故、体弱多病等因素，曾一度遁入佛门，后经人劝说才重返教坛。1942年受聘为复旦大学农学院教授。
抗战胜利后，曹诚英随复旦大学回到上海，她再次目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面对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毅然下定决心跟共产党走。1949年初，胡适从北平南下，途经上海，亚东书店经理汪孟邹宴请胡适，并约诚英作陪，她曾规劝胡适，“不要跟蒋介石走下去。”胡适笑而不答，后来还是去了台湾。
新中国成立后，曹诚英焕发了献身教育与科研事业的热情。她曾投书上海《解放日报》，写下了《祖国爱我，我爱祖国》的文章，抒发了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对祖国和人民诚挚的爱。1952年，全国高校调整，年过半百、体弱多病的曹诚英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前往严寒的东北沈阳农学院任教。在那里，她从遗传学角度从事马铃薯品种改良研究，获得成功，并在东北广为推广。同时，她抱病教学，甚至坐在病榻上给学生授课，受到了师生们的敬重。1958年，她办理了退休手续，仍居农学院内。在这里，师生们给了她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孑然一身的曹诚英感受到了浓浓的亲情与爱意。
“文革”期间，曹诚英虽已退休但仍多次受到冲击和抄家，-一次次交代与胡适的所谓“重大历史问题”，使她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直到1969年才获准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绩溪旺川村。在几个远房亲属的帮助下，她的晚年生活总算安顿下来了。
曹诚英一生从事高等教育事业，薪资不算微薄，也没有子女负担，身边有些积蓄。在她返回家乡定居的几年间，曾先后捐款给当地购买农业机械、修建小桥、帮助村里解决民办教师的部分工资。家乡人民对老人慷慨解囊，造福桑梓，莫不交口称誉。她生前还立下遗嘱，死后所有积蓄，全部捐献国家，这种爱国爱民的崇高思想和行动，受到了绩溪人民的称颂。
1973年1月，曹诚英因病去上海就医，病逝于医院，其骨灰运回绩溪安葬在旺川村口，如今，凡去上庄的海内外游人，大多下车，向“曹诚英先生之墓”默默致意施礼，以怀念这位多才多艺，屡遭不幸的女农学专家。
